新中国能源发展进阶之路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能源事业经历了沧桑巨变。在初期薄弱的工业基础之上，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建成较为完备的能源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能源发展进入新时代，“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已发生重大变革，发展动力由传统能源加速向新能源转变，能源工业的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技术能力和装备水平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降耗水平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曲折而艰难，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据1952年公开的一份统计资料，农业占GDP的比重高达82%，工业比重还不到5%。

能源工业更加薄弱，不仅规模小、技术落后，布局也不平衡。由于多年战乱破坏，多数煤矿、电厂和少量炼油厂都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拉开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序幕，国家对能源供应的需求开始显现。此时，面对西方世界的封锁，新生的共和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能源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自主开发，是这一时期能源战略的核心。考虑到资源禀赋，国家开始逐渐形成以煤为主、电力先行的能源发展思路。

“一五”计划完成后，国家初步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经济体系和与之配套的能源供应体系。在全国实施的150多项重点工程项目中，煤炭、电力、石油等能源建设项目有52个，其中煤炭项目和电力项目各25个，石油项目2个。

此后的4个五年计划，煤炭产量、发电量均保持稳定增长，而石油工业则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大庆、胜利等一批大型油气田的发现，使石油产量连上新台阶，1978年更突破1亿吨大关。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强调能源供应的综合平衡，能源项目的安排与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高度相关。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规模来看，此时能源供应虽然稳定增长，但相对来说仍是缓慢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六五”计划（1981—1985年）末期，旺盛的能源需求释放，能源开发和建设受到高度重视。

为增产保供，国家兴建了一批大型能源生产基地并配套了相应的运力建设，同时开始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集资办电、集资办煤矿，自1981年实行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后，1985年对统配煤矿开始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政策，一些老的油气田也开始改扩建，加强勘探与开发。

这一阶段，国家对能源发展的主要要求就是保障能源供应，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基本需求，快速发展的能源工业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是，其粗放的发展模式却遗留了一些矛盾与问题，如环境与效率问题。

“八五”计划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八五”计划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五年，GDP年均增速达11%，一些主要产品产量稳步增长，其中煤炭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居世界第三位。

唯独石油产量，受限于资源禀赋，已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1993年，与石油有关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与沙特签署了进口石油的协议，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中国企业成功中标秘鲁塔拉拉油田项目，开启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序幕。

中国的能源供需关系此时已经发生了改变。伴随石油战略的调整，中国能源战略也开始转向。决策者们认识到，中国已不能仅仅通过国内的能源建设来实现供需平衡，而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同时，解决供需矛盾也不能仅仅依靠增加供给，更要提高效率。

开发与节约并举，开始成为这一时期能源战略的核心。

“九五”时期（1996—2000年），能源需求增长速度放缓，此前快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内结构失衡、环境恶化和产能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比如，煤炭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供大于求，石油却供不应求，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窝电现象。

由“九五”计划起，能源发展不再单纯强调国内产量目标，而是重视调整能源供需结构，比如，加紧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实现进口能源渠道多元化，实行油气并举，同时大力建设水电，稳定发展核电，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工程也在此期间相继启动。风、光等新能源建设也被列入议事议程。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提高能源生产效率，淘汰落后产能，坚持能源开发与环境治理同步进行。

进入21世纪，钢铁、石化、冶金等高耗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导致能源消费需求激增，2000—2009年是我国能源消费增长最迅速的阶段，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近15亿吨标煤，是前二十年增长总量的两倍。

“十五”计划（2001—2005年）基本延续了“九五”计划的战略方针，聚焦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利用效率，同时加强环境治理。到“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时，中国的能源战略迎来了调整，确立了“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优化生产和消费结构，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的指导方针。

节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一贯的主题，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节约资源开始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的约束性指标，各领域做出安排部署，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

“多元发展”则改变了过去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结构，2007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加大了对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十一五”规划还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这一目标在“十一五”期末也得以顺利完成。

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结束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工业化进程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此时，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进入换档期，供需相对宽松，能源发展进入到提质增效新阶段。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首次提出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被写入规划，这一时期可再生能源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十一五”规划中的“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表述也改为“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安全”被提到了第一位。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与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他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了5点要求，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推动能源供给革命，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和推动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我国能源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继续“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这一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调节能源结构的主力，能源资源利用率得到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都完成了既定目标。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0•60”双碳目标是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正式场合提出的碳中和计划时间表，同时也是为我国能源革命设定的总体时间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十四五”规划以来，我国能源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累计增长18.7%，年均增长5.9%。其中，新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年均增长超过1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首次突破50%，达到53.9%。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能耗双控政策不断优化完善，原料用能和可再生能源、核电等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节能降碳成效显著，扣除原料用能和可再生能源、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7.3%，年均下降2.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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